王星的生活中，有一笔钱与他毫无关系，但他每个月却不得不支出超过四千元。这笔债务是通过他的手机和面孔在一些网贷平台上借来的，然而在他面前的手机并非他自己所有。事情要追溯到2025年1月，那时王星看到了一则关于去泰国拍戏的通知，随即便乘飞机抵达曼谷。接下来的情节却让他无法掌控：他被强行送到缅甸的妙瓦底，在短短四天内被多次转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的手机被他人没收，利用他的面孔连续多次借出了几万元的款项，但这些钱并没有落入他的口袋。
看到“四天转手三次”这样的表述，我感到心中一震。王星就像一个被当成人质的人，忙于被交易，根本无法顾及自己的债务问题。即便他回国了，这些债务依旧如影随形。贷款平台的逻辑非常简单：只要人脸验证合格，电子合同签署完成，款项就已到位。即使他声称自己当时是在被控制状态，平台并不接受这个理由。催收电话仍在响起，信用记录依然在更新。王星的处境让我想起一个比喻：就像家里的钥匙被人拿走，打开了门，盗窃了财物，而房门的锁却坚持说钥匙没错。
王星并没有坐以待毙。回国的两周后，他便开始逐一拨打网贷平台的电话，与每个平台进行协商，最终达成了三年内逐步还款的约定，每月偿还四千二百八。而作为一名演员，王星的收入本就不稳定，出事前在跑小角色时，仅能拿到每天大约二百元的收入。回国后，他在上海漂泊，戏约不定，生活费用不断增加，然而还款的日子却从未缺席。有一次由于周转不灵，他还曾向女友康嘉借钱来填补窟窿，这笔借款至今仍未还清。
身为演员的王星，面对“为何不结婚”的问题，他回答只有三个字：“结不起”。这并非因为对爱的缺乏，而是现实的压力让他无法面对。他的女友康嘉并未为难他，曾表示不需要彩礼，只希望在婚前有一份安全感。但这种安全感又从何而来呢？王星的想法是，受害者在背负债务的过程中，接受这一切并不困难，难的是往后的人生。
对此，法律也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解决方案。律师指出，根据民法典规定，被胁迫下签署的合同可以请求法院撤销。然而，这个过程并不简单，因为王星所经历的胁迫发生在没有监控和证人的封闭环境中，而平台手中则掌握着相关的面部识别和电子合同证据。王星若想提出诉讼，须准备完善的证据链。并且根据法律规定，撤销投诉的时限为一年，逾期后此权利将消失。
回国后，获取法律保护的一般建议包括到派出所报案，详细记录被迫借款的经历，以及收集聊天记录、求助录音等证据。然而，平台有权拒绝减免债务的请求，即使是受害者。在这样情况下，受害者通常只有两条路可走：一是提交诉讼，若运气好可能不还债；二是选择分期偿还，保住信用记录，但债务依旧存在。王星最终选择了后者，他并不是认命，而是试图将眼前的困境压下，继续前行。
不过这里面存在两种不同步的时钟：法律程序可能较慢，而催收电话、逾期记录和每月扣款却从未迟到。尽管面对法律的无奈，王星却只能先还债，之后再试图证明自己当时并非出于自愿。受害者遭受的痛苦往往被忽视，而受益的平台却依然稳如泰山。王星是比较幸运的，女友及时察觉他的困境，且当地警方也将他带回，然而缅甸的经历还是留在了他那厚厚的账单中。
他拒绝接受通过直播诉说自己痛苦经历的机会，不想不断地重温这段悲惨的经历。但每个月的还款日，往事却如影随形，挥之不去。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只有明星才会面临，若换作普通劳动者，是否还敢请假去打官司？又是否敢在各类贷款机构面前坦白自己的受害身份？这样的现实让人深思，许多人不愿意去冒险，而已经承受痛苦的人们又该如何找到出路呢？面对这样的情况，我感到无从下手。
